70岁后，我曾两到美国，每次都随身带着一本老相册。在我的像册中，有些几十年前的老照片，其中也留下了一张新华社军事记者华山的照片，每翻看时，他都仿佛站在眼前，英俊挺拔，笑嘻嘻地问我：“你最近写了什么新的散文没有？”

认识华山大约是在1951年，想不到，待我1990年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，他已经走了好几年了。他在何时、何地、得了什么病？我全不知道。只知道这个极富才华的人走时才65岁。渐渐地从老朋友那里听说他有慢性肝病，最终葬在太行山老区了。

记得解放初期在新华总社大院里，我们经常碰面。最初华山的身份是新华社特派记者，我则经常为新闻稿件的事情，从铁道分社到总社工业部来。他总是像兄长一样关注着我编的稿子，有时就在饭桌上帮助我分析稿子，讲些报道方式。我读到过他写的《踏破辽河千里雪》和不少朝鲜战地报道，心中是很钦佩他的才华的。一次，他一见到我就说：“怎么回事？火车运猪还要公对母啊？”我听了一惊，肯定是哪篇运输稿件编得过细出了笑话。我红着脸，赶快低下头，不答腔，很想立刻溜走。

我们经常共同到大食堂去吃饭。饭后，通常都是华山客气又坚决地为我的工作餐付饭票，搞得我很不好意思。有一次特派记者李千峰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我写的散文，要求我一拿到稿费“就该马上”请他和华山吃饭。我当然照办。不久三个人就跑到新华总社附近的烤肉宛饭店去了，饭是吃得挺高兴。饭后，李千峰还大包小包地带走了好多，说是要带回给自己的女儿梅子吃。

结果，最后付帐的，还是华山。

那是在艰苦的自然灾害期间啊，他知道我是好几个孩子的妈妈，他的兄长风范真是令人难忘。

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吃饭，已是六十年代初期。他的作品《鸡毛信》已经誉满全国。自从1957年他调去做专业作家，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他了。那天碰见他时，他说：“到我家来，我来做鱼头豆腐。”那时我并不知道他与妻子闹矛盾的情况，还是他自己坦然地告诉我，他妻子到作协去告了他的状，他被作协狠狠地整了一顿，只好离开北京到广州去。他指着屋子里的东西说：“除了书，连房子和所有的东西统统留给妻子了。”我知道他当时已经有好几个小孩，听到他决心离开，心中很震动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四下环顾，我才注意到，许多书籍已经捆好打了包，有些已经装箱。

看来他这是在离京前向我告别呢。

我始终没有问他一声“为什么要到广州去呢？”只是听他缓缓地述着，述着，眼前似乎不是平时那个爱与我开玩笑的人了。他说他的妻子“很美”，喜欢穿着打扮，买了许多好看的衣服。但是他总是觉得她缺少点什么……

作为旧时的同事，除了理解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我们默然相对。

后来从朋友处知道，华山到了广州后与著名演员红线女正式结婚了。于是我想起红线女的模样，那确是个有才有貌的女子。解放初我曾经在某次文艺界的宴会上访问过她，记得红线女是当埸赋诗一首交给我的。朋友还说，因为红线女的一个女儿演出时跑到香港去了，华山似乎也受到了审查……

我想不会太牵累他吧？审查他做什么呀，谁不知道他是老革命！